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驰名中外的国际土木工程技术交流平台!

东南西北人

 找回密码
 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总共8822条微博

动态微博

本站帖子精华之精华汇总 Best of the Best英语口语、听力、翻译、考试学习经验交流与探讨1000多土木工程类行业软件、计算表格和计算工具免费下载东南西北人网站QQ精英群 QQ189615688
中国土木工程师手册(上中下)东南西北人英文资料走马观花500多专业手册、工程手册100多个专业词典大汇总
如何获取积分和金币?精彩施工和土木工程技术视频东南西北人英汉对照资料汇总各版块精彩讨论贴汇总!
查看: 1542|回复: 7

向理工生推荐:许知远:帝国的遗产

[复制链接]
鲜花(5) 鸡蛋(0)
wistreer 发表于 2009-7-18 18:13: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转自:英国《金融时报》
  一
  大规模的械斗持续了13年,肈庆府、广州府、高州府、罗定州,广东南部的大部分疆域都卷入其中,械斗漫长、残忍、激烈,死伤人数很可能超过百万。
  冲突的双方是客家人和本地人。前者是中国战乱和悲剧的缩影。两晋的五胡乱华、唐末的起义与割据、宋代的金人南侵、明末叛乱与满族人的到来,都使得最初的中原人口不断南迁。作为中原人的一支,客家人在这不断迁徙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俗和性格。
  但“客家人”的称谓也暗示了他们内在的悲剧性——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到哪里都是“客”,正因如此他们更牢牢的抓住自己的语言、风俗和性格,这是他们内心最后的安全所在。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他们的到来,尤其是在一个物质条件日渐匮乏、不安全感不断增加的时刻。
  19 世纪中叶的广东,正像是种种压力的缩影。在整个18世纪,大清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到了19世纪中叶则超过了4亿,一切都变得那么紧张——从耕地、住房,到获取科举功名。比起其他省份,广东还是一场空前的农民起义的最初发源地,落魄的广东秀才洪秀全和之前历代的起义者不同,他第一次为聚合在一起叛乱者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系统,尽管它粗漏、前后矛盾,而且很大一部分来自外来世界。从海洋而来的入侵者,则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多少年来,中国习惯于来自西北方草原的挑战,所以不断的堆砌和加固长城,但这一次却来自东南沿海。新的入侵者是工业革命和帝国扩张的产物,他们不是像游牧者那样在烧杀洗劫而去,而是要求建立领事馆、教堂和交易中心、工厂。
  夹杂在这两股巨大的力量中,1854年—1867年的广东土、客大械斗经常被忽略。但是它的确是中华民族充满阵痛、彼此融合的一个片段。争夺生存资源、文化、种族的隔阂,都为客家人和本地人间的相互接纳设立了层层障碍。今天看来,客家人和广东本地人同属汉人,但在彼时,他们却都坚定不移的相信对方是异族。后者称前者为“客贼”,相信他是一个野蛮而落后的民族,一些时候甚至在在“客”字加上一个反犬旁,以示污蔑;广东人陶醉在自我优越感,他们也经常忘记了别的省份也经常以“野蛮人”来称呼他们,并对他们从老鼠到蛇都吃的生活习惯,有着极大不理解。本地人种族优越感更激发起客家人顽强与好斗的心理。(参见刘平着《被遗忘的战争》,商务印书馆)
  东南地区的宗族械斗一直有着悠久的传统。绝大部分时刻,它起缘于再小不过的偶然事件,两家争一块田地,端午节的龙舟比赛。微小的冲突,很快让长期积压的矛盾释放出来,它由个体间的争吵演变成村落之间、族群之间的争斗。一个失败的政治系统则加剧了争斗的范围,官府既不提供令人信服的法律上的仲裁,也不提供保护,暴力成为最后仲裁者。斗争的双方求助于血缘—— 个人安全的最后保护伞。如今,令游人叹为观止的客家人的土楼,正是这种传统的产物,人们居住在一起,共同抗敌。整个村落,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
  政治的失败,加剧了19世纪中叶这场绵延不绝的械斗的残酷性。欧洲人的到来、太平天国在整个南方中国的空前影响,还有本地的洪军起义,让整个地方官僚系统手脚慌乱。它本就积弊已久,如今更无心也无力去应对地方上的械斗。很多地方志显示,倘若官府能够做出更快速和果断的反应,事端可能就很快平息下去。早在道光年间,一份来自福建的奏折即表明“官累月不坐大堂,终年不结一案,于是自行掳禁,仇怨向寻”。而在此刻的广东,复杂的现实则加深了问题。客家人、广府人、洋人、起义者,官府经常要借助一方来攻击另一方,然后随时忘掉自己刚刚许下的诺言。不断的失望导致绝望,很多时刻对官府的失望和挫败,还有对整个环境的深深的不确定性,转化成了对械斗另一方更深刻的残忍。因为种族的差异、昔日的仇恨显而易见,是个明确的发泄口。暴力愈演愈烈,仇恨随着伤亡则不断加深、扩大。重重叠叠的复仇,让误解和愤怒的结再难解开。
  一直到1867年,也就是同治中兴最辉煌的时刻,这场械斗终于结束。从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噩梦中醒来,新皇帝和一群杰出大臣们,准备重振国运。广东省新的管理者,站在广东人一方面,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手段,而经年累月的械斗也使土客双方疲惫不堪,事端最终平息了,客家人又开始了一次新的迁徙过程。一个被蒸汽轮船、电报、资本和运河重组和联结的世界,为这此迁徙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道路。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美洲,很多客家人(当然也有更多的广东人),为了躲避战祸、寻求生计,展开全球之旅。从旧金山的矿工,温哥华的洗衣铺老板,到新加坡总理,客家人变成了全球移民的重要部分。
  二
  在中国境内,很少有人再强调客家人的身份了,它只是汉民族的一部分。人们也经常忘记,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一个扩张和融合的过程,到了唐代,广东才纳入版图,福建与江西则是要到宋代,云贵高原正式接受统治中央政权的统治则是明朝末年的事了……
  中国自身,不管是人种还是生活习性,都在这期间不断发生变化。最初统一中国的秦始皇,被中原地区称作西戎,唐代的创立者是突厥血统,被视作异族的女真人在北宋末年杀掉了黄河以北九成的汉人,我们的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清代则又缘于关外的满族人……甚至汉人身份的出现,也比我们想象得更晚。秦灭亡很久之后,任命称自己为“秦人”,统一的秦帝国一定声威远振,“China”正因此得名。一直到东汉年间,“汉人”的说法才开始流传,与匈奴人的交战与交往,让“汉朝之人”的身份逐渐突显。
  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似乎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凝聚力,让中国像是旋风一样将更大的版图、更多的人口卷入其中。曾经的异族,不再是边缘和野蛮,也变成了中心的一部分。中国的强大与富足,也正是因为这种多元文化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不管人种、语言和习俗,怎样不断的杂糅,一种强大的、等级式的世界观,却一直顽固的存在着,并随着每一次统一不断稳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自《左传》的名言持久的支配着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在同一种族内,它是“我类”与“异己”,在国际关系中,它则是“我族”、“异族”的区分。单一权力的结构,让整个国家内部等级森严,而这种等级感则又蔓延到周边世界。加之在漫长历史中,中国罕见欧洲内群雄并立的情况,周围世界的弱小和落后,不断反衬出她的文明和强大。如何平等的对待别人,是从未开始学习的一课。汉王朝与匈奴人的关系,奠定了中国对外的基本态度,强盛时,她傲慢与驱赶,相对衰弱时,她把公主嫁给出去,以求暂时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确是一个用软硬兼施的方式统治着多民族的帝国,帝国的中心睥睨四方,等待万邦来朝。
  帝国的疆域在18世纪结束时,又增加一倍。倘若比起明代的地图,清王朝的地图增加了满洲、西藏、蒙古和新疆,面积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新疆的名字再好不过的体现了这种扩充过程——新的疆域。汉人口增加一倍,从18世纪初的1.5亿到19世纪初的3亿,在接下来的50年中,又增加到4.5亿。在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看来,这两个因素和欧洲人的到来,决定了未来中国命运。
  在很长一段时间,历史学家将注意力放在欧洲人的到来,它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力量大得无法抗拒。也是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和明确的疆界的概念才日渐清晰,在新近浮现的全球体系中,她不再牢牢占据着中心,面临着很多和她一样强大、甚至更强大的对手。
  欧洲人是促使中国变化的外部冲击,人口和疆域的倍增,则是内在的动力——它们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必须寻找新的方式,才能够养活如此多的人口,控制如此广袤的疆域。而近代世界又与之前的历史不再相同,中国不能再独自进行王朝因内部压力而崩溃、重组的游戏;松散的朝贡体系也不再适用。欧洲人深刻刺伤了这个国家的自尊心,一种有趣的矛盾突现出来。在勉强而艰难的进入世界舞台时,中国强调民族独立和尊严,而在对内则更沉迷于统一,用压制的方式来面对这个满汉帝国内部的不同民族间的矛盾。
  19世纪中叶,在客家人与广府人之间的冲突激烈进行时,在中国内部,一些更大规模的冲突也此起彼伏。从陕西到云南的回族人的起义,云贵高原上和汉人和苗人的暴力冲突。因为人口增加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冲突的根本原因。而文化上的误解,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无能,则使冲突极端暴烈、代价高昂。
  但这些内部冲突,既淹没于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南方的太平军、北方的捻军——制造的混乱中了,更淹没于欧洲人到来的新的现实中。就在欧洲人在东南沿海建立通商口岸时,西北的中国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口压力使得南方中国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他们去美洲、澳洲开发矿山、修建铁路,到东南亚种植橡胶,把曼谷的大米运往汕头……同时,大批的汉人则开始向满洲、蒙古、新疆移民,那里有大片荒地等待开垦,更多的谋生机会。对于北京的中央政府而言,移民或许比军队更是对付边境压力的有效手段,宣称祖祖辈辈一直居住在此,是保持领土完整的再好不过的方法。尽管新疆已在乾隆年间被明确无误纳入中国的版图,但它的近代转变是从19世纪后半叶才真正开始的,紧随着左宗堂有力却残酷的远征之后。
  三
  是龚自珍最早提出了现代新疆政策。1822年,他写作了《西域置行省议》,提出了“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从中原移民到新疆,获得的经济利益则为中原服务。他相信来自俄国的入侵,是清帝国首要的敌人。他的朋友魏源在20年后的《圣武记》响应了这一看法——“招华民,实归疆,变膏腴为内地,势尤顺、利尤大”。
  历史充满了意外的嘲讽。更迫切的挑战不是来自西北,而是东南。龚自珍和魏源最着名的朋友林则徐,因为无力解决或错误的解决了和欧洲人的冲突,1841年从广州被流放到伊犁。对于很多汉人来说,此刻的新疆仍旧代表着荒芜与边陲,帝国中命运不济的戍边军队、难民和政治犯的归所。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要群体的多元、混杂的少数民族群体,享受着很大程度上的自治。
  中国改变了模样,林则徐要花上几乎一年时间,才能从广州来到伊犁。而如今,只要一瞬间,韶关的新闻就足以传遍整个新疆。广东也改变了模样,虎门的炮台犹在,布满了历史的沧桑,但是这里却已成为中国最早的开放区。人们曾经拒绝欧洲来开展贸易的请求,如今却一心期待他们的资金和技术的到来。它不再是南方的边缘地带,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现代工业的巨大齿轮将更多的材料、人力、土地卷入其中。也不仅仅是汉人迁入新疆,维族的姑娘们坐在广东的装配线前,加入了全球性的分工。
  但是,误解并未随着融合而消失,新时代提供了更好的融合手段,也迅速扩大了误解的范围和程度。一则发布在网上关于维族青年强奸汉族姑娘的谣言,在韶关引发起不同民族的工人间的斗殴,并造成了两名维族青年的死亡。看得出,两方必定存在着深深的误解和不屑,以至于像是工厂中的情绪像是一个火药桶,即使虚假的火焰都足以使它点燃。对于内地的汉族人来说,这种情绪似乎可以理解。在中国的内地城市中,维吾尔人声誉不佳,他们被模式化的视作张狂、暴力、偷窃、并有某种特权,警察们经常对他们罪行坐视不理——似乎执行正义就要伤害民族情感。但同时,也很少有人真的试图去理解维吾尔人的困境,他们的信仰、习俗、历史、内心绝望与希望,他们在中国内地生活时面临的普遍性的歧视和挫败。在大部分时刻,汉族人都有一种下意识的种族主义,他们很难去真正欣赏与自己不同的人,尤其是那些正处于弱势的种群。在很多时刻,占据着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汉民族有这样一种心理悖论——在国际舞台上,他们抱怨自己受挫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在国内他们却对其他少数民族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忘记了自身也是一连串民族融合的产物。而维族人更因其不同的习俗和伊斯兰的信仰,尤其是在法律面前表现出的被放纵的特权,而被普遍性的怀疑,很多时刻,人们把对司法机关的不满,转移到对维族人身上。
  韶关的谣言和冲突,引发了乌鲁木齐一场维族人的抗议。人们很快发现,在大街上的抗议冲突,仅仅是一场更大悲剧的表面烟雾,主要的悲剧不是发生在大街而是小巷中。一些偶然流传出来的照片和故事表明,很多人不是死于街头暴力,而是死于家中。从老人到孩子,一些极端的案例表明,一些平民的全家尽被杀戮,绝大部分是汉族人。杀戮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结果,它必定与恐怖组织相关。
  死亡的人数和死亡的悲惨程度,都使这一冲突成为新疆过去三十年历史中最惊恐的时刻。悲伤、恐惧还有深深的愤怒,笼罩着乌鲁木齐和整个新疆。情绪难以控制的激动,以至于在7月7日,一群汉族人准备进行一场报复,其中甚至有一些是温弱的年轻姑娘,一些长久居住在乌鲁木齐的人说,汉族人从来没有这么团结过。倘若对中国的情况稍作理解,你会知道,倘若不是巨大的仇恨和愤怒,这些年轻姑娘是断然不会站在报复的队伍里的。
  问题一下子变得无比复杂。恐怖主义者劫持了维族群体,使得他们变成了屠杀者。而汉族人太感愤怒,全然忘记了死亡的名单中也有一些维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鼓脑将所怒气发泄到维吾尔族。这两个群体之间,本就存在着巨大的理解差距,如今更不可能。
  政府的作为则加剧了这种误解。在表面上,地方政府的反应与从前不同,与一年前的拉萨骚乱相比,它似乎更开放,新闻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允许进入采访。但在内在逻辑上,却并未改变。他们先是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屠杀中,束手无策,一些绝望的求救电话很少得到响应。在7月5日夜晚的几个小时内,整个城市进入了疯狂的失控状态。
  然后是推卸责任,所有的悲剧都缘于境外恐怖势力的操纵,而与自身的政策与行动的无能无关。他们也拒绝真正思考原因,一场关于热比娅的讨伐也由此开始,将这个可能并不非常能干的女人(她甚至搞错了乌鲁木齐与石首的不同冲突照片),塑造成一个无所不知的恐怖超人。与此同时,一场拙劣的粉饰性宣传也随之展开,军队的进入、秩序的恢复、超市里又堆满了食品,而人们又开始在街头散步,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开始对着镜头诉说,不同民族间是多么团结,暴徒只是一小部分,只有稳定才能谋发展。
  暴徒当然只是一小部分,稳定也至关重要。但是忽略暴力活动产生的社会基础,将压制理解为稳定,则只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民族的纠纷,仍是当今世界难以解决的命题。寻求自身的独特的身份认同,是一场场独立运动(或是分裂运动)的助燃剂。在很多时刻,这种寻找走火入魔,被一种偏执的信念所控制,在这种意义上,新疆的恐怖分子,不仅于维族人或是伊斯兰教相关,更与70年代的意大利红色旅、东京的奥姆真理教,或是基地组织相似,他们都是人类不可去除的邪恶的一部分。但是,专制的政治权力、粗暴的政策、失调的经济现实,更往往是这种恶的催化剂。
  让我们暂不分析1949 年之后的北京的民族政策对于宗教自由的限制,自治区从未真正获得“自治”的含义。仅仅在过去的15年中,政治与经济上的两个重大变化,都多少预示着今日的悲剧。根据王力雄的分析,1996年的“七号文件”标志着一种强硬姿态的表现,它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文件发布后,对“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不断加强。但在王力雄的分析中,与文件出台前的6年时间(1990年到1996年3 月)相比,“文件”出台后的5年中(1996年3月到2001年),恐怖活动显着增加了,它造成死亡人数是之前的3.67 倍,造成的受伤人数是之前的4倍。强硬的姿态,招致了更强硬的反抗。
  接着是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这股浪潮不仅带来了投资和商业机会,也让大批汉族人涌来。对于这些来自河南、四川、浙江的小商人、打工者来说,新疆只是他们另一个寻找生计的地方。他们从不会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一心想赚到足够的钱,再回家乡。而自从清代以来,政府就一直将汉人移民视作稳固边疆的最好方式。但是,对于原本占据着绝对支配力量的维吾尔人来说,他们看到恐惧和挫败。不仅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已由汉族人占据,新疆的资源不断从这里运到广阔的中国内地,不断涌来的人群,甚至将更平常的工作抢走,数量众多的汉人让他们下意识的心声恐惧——他们的家乡将最终被这些外来者淹没。是毛泽东在 1956年说的吧:“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
  维族人将挫败愤怒发泄到汉族人身上,但事实上,两个民族都是一个巨大的、机能失衡的政治机器的受害者。从贵州的瓮安到湖北的石首,公众挫败和愤怒,发泄到地方政府与警察系统上。在乌鲁木齐,民族和宗教问题增添了事件的复杂性。但是,我们不该仅仅把问题归咎于显而易见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而忽略了更大的灾难来源——我们的政治体制。
  另一个让人深思的角度来自西方媒体,他们下意识的站在维吾尔族一边。逻辑是一贯的,在强大而专制的北京政权和压倒性数量的汉人面前,他们是一群弱小的被殖民者,正像是高原之上的西藏人。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就像汉族人与维族彼此的理解一样,都充满了偏见。他们对于中国政府的长期不信任,导致了对汉民族本身悲剧的轻描淡写,并一厢情愿的为维族人赋予了被压迫、争取自由的标签。
  四
  在私下里,很多维吾尔族仍把汉族人称作“契丹”。多么富有反讽的例证呀。就像每次我往返香港与北京乘坐国泰航空的班级一样,Cathay Pacific,有多少人记得,其中的Cathay不正是契丹的英文用法吗?
  秦王朝的声威给中国人带来China(与Chin很近),汉、唐两朝的强大,给予了“汉人”、“唐人”的名称,而在1000年前,几乎统一北方中国的辽代契丹人给予中国另一个名称。随着时间的流失,这些昔日异族入侵者都幻化成更广泛的中国人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充满了流血和悲剧,也有着无穷的能量与创造力。但是,如何让这种多民族、多元价值观相对平静的共处,不以征服、屠杀为代价的彼此交融,却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似乎只有唐代早期,具有如此的宽容和包容力。
  而在此刻的中国,一种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强大的政治制度,让矛盾更加难以解决。就像再每一次重要政治节日上,少数民族服装的代表总是以民族特色示人,暗示了他们从未被真正平等的对待,因为猎奇和风情,从来充满了萨依德的“东方主义”的味道。很多时候,给予这些少数民族以某种特权(这种特权也在同时也在败坏少数民族本身),正是另一种不平等的延续——讨伐与和亲,都不意味着彼此间的平等关系。
  但是,不管是藏人还是维族人,或是其他少数民族在抱怨自己的文化遗产、宗教信仰还有经济机会被汉族人剥夺时,广阔的汉族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原文明的悠久文化不也是被破坏殆尽吗,人与人之间的紧张的竞争关系、贫富的差距、政治挫败,或许更加显着。民族政策的失败,只是更大范围的政治失败的一部分。
  倘若放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内,眼前的悲剧并不至于造就绝望,它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但是,倘若我们因此而重新思考我们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重新去理解我们生活的国家。它即使无法全然解决所有问题,却可能给予我们某种契机。在这篇文章完稿时,我听到了对僵化的国家主义的过度提倡,缺乏逻辑的宣传机器的粗暴和浅薄,对真实问题的不断回避,而与此同时,一位着名的维族知识分子被捕入狱,它显然不是通往和平之路的有效方法,它们只能加剧民族误解的深度,而这种误解是下一次恐怖活动的温床。而这正是我们想尽量避免的。
  (作者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09:中国纪事》
鲜花(1) 鸡蛋(0)
livemoore 发表于 2009-7-18 22:45:46 | 显示全部楼层
龚自珍和魏源最着名的朋友林则徐,因为无力解决或错误的解决了和欧洲人的冲突,1841年从广州被流放到伊犁。对于很多汉人来说,此刻的新疆仍旧代表着荒芜与边陲,帝国中命运不济的戍边军队、难民和政治犯的归所。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要群体的多元、混杂的少数民族群体,享受着很大程度上的自治。
{:2_37:}片面
鲜花(1) 鸡蛋(0)
livemoore 发表于 2009-7-18 22:47:14 | 显示全部楼层
1840只是冲突么????????
鲜花(0) 鸡蛋(0)
xuerenafa 发表于 2009-7-22 16:20:44 | 显示全部楼层
半个月前还买了他的一本书,花了98港币
讲的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些事情及他的一些看法
文笔和别人有些不同,最喜欢引用别人的话
鲜花(0) 鸡蛋(0)
139743369 发表于 2010-1-19 22:16: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最喜欢引用别人的话
鲜花(7) 鸡蛋(0)
kalashinikv 发表于 2010-12-8 17:03:38 | 显示全部楼层
鲜花(4) 鸡蛋(0)
吉米 发表于 2015-5-24 22:22:44 | 显示全部楼层
鲜花(0) 鸡蛋(1)
flyingegg 发表于 2021-8-6 10:29:45 | 显示全部楼层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QQ|关于我们|QQ即时充值|站点统计|手机版|小黑屋|百宝箱|留言|咨询|微信订阅|QQ189615688|东南西北人

GMT+8, 2024-3-28 21:51 , Processed in 0.120331 second(s), 42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1, Tencent Cloud.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