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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华罗庚缘何预计中国科学“推迟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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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 发表于 2015-3-18 19:20: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编者按:世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受到民国蒋介石和共和国毛泽东的青睐,但在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却长期遭受排挤,甚至有时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中国科学和中国数学发展的建议常常遇到阻力,一些正确的建议被认为是出于个人野心。周培源、关肇直等科学家出于私或公等不同原因而影响他发挥作用,这导致他在清华和数学所都待不下去。一代数学英豪,壮志未酬,是个人悲哀还是国家民族的损失?今天,中国的政治对科学的影响有较大变化,然而由于体制的缺陷,这种个人钳制,又有多少变化?这也许是中国科技工作者为建设自己的环境需要思考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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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华罗庚。


王扬宗(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的一生,以1950年回国为界,呈现出前后半生鲜明的对比。其后半生的曲折艰难,很可能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不过人们往往震于他的盛名和宣传塑造的高大形象,对他挣扎在数学与政治的夹缝中的后半生心路了解不足,也不大能认清在科学殿堂的重重帷幕后面,他的数学创造生涯不得不在其盛年早早结束的悲剧实质,以及这个转变对于中科院乃至中国的数学学科的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人言可畏:从清华到中科院
离开清华,华罗庚为中科院数学所确定了合适的学术方向和很高的学术标准,但也从此背上了“胃口太大”的名声,甚至被批判为“政治上的骗子,学术上的商人”。

很多人都知道是清华大学提携了华罗庚,他也长期在清华任教,可是他在清华并不愉快。据数学家徐利治先生回忆,华罗庚与西南联大的一些老科学家关系很不融洽,相当孤立,在联大没有真正的朋友。

抗战后期中央研究院开始筹备数学研究所时,华先生一度非常积极参与。1944年1月8日,他写长函向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陈述他对建立数学所的一些看法,还同数学所筹备主任姜立夫教授交流过想法。华罗庚认为一个比较完备的数学研究所,应当包括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三大部,而每部则包括若干重点领域。但华罗庚对数学所筹备的一番好意,很快就引来了一些流言。他只好向朱家骅申明自己“今后恐只能不在研(究)所任职,以明心迹”。1947年7月中研院数学所正式成立时,姜立夫被任命为所长,其弟子陈省身为代理所长,当时旅美的华罗庚被聘为专任研究员。这是1949年以前华罗庚与数学所的一段前缘。

1949年初,中研院数学所的图书资料迁到了台湾,所长姜立夫借故回到广州,任岭南大学教授,陈省身则赴美,其他人也星散了。因此,当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重新组建数学研究所时,从人员到图书资料都需要重新物色。1950年1月,中科院计划局副局长钱三强正式提出筹建数学所,旋即邀请姜立夫出任数学所筹备处主任。姜先生是中国数学界的元老,又是前中研院数学所的所长,邀请他出山,符合当时机构整合用人的“团结尊老”政策。但是姜立夫原本就不愿意当中研院数学所的所长,这次虽经郭沫若、竺可桢再三邀请,还是坚持辞谢。于是中科院退而求其次,聘请浙江大学教授苏步青出任数学所筹备处主任。

数学所开始筹备时,华罗庚还没有回国,不在最初拟议的筹备委员名单中。到了筹备组正式成立的1950年6月,华罗庚已经回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这时他被任命为四位筹备处副主任之一,排在周培源、江泽涵之后,许宝騄之前。苏步青出任筹备处主任后,先后主持召开了四次筹备会议,讨论了组建数学所的一系列问题。华罗庚除了有几个月出访东德和苏联不能出席,大都积极参与。他怀着推动中国数学独立的信念回国,回国后自是国内数学第一人,因此对数学所所长也有当仁不让的信心。很快就有华罗庚想当所长的传言,尤其是从清华大学传出华罗庚“胃口太大”的风言风语。

1947和1948年,清华大学两度邀请华罗庚出任数学系主任。在1948年12月梅贻琦校长离校前,这个位置一直虚位以待华罗庚回校就任。解放后,华罗庚推荐的清华代理系主任段学复教授正式出任系主任。1950年华罗庚回国后,清华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务长周培源教授等授意段学复不要辞让。华罗庚感到在清华受到排挤,而中科院筹备数学所符合他发展中国数学的夙愿,因而更加积极建言献策,参与擘画。

中科院于1950年6月正式成立第一批研究所和研究所筹备处时,原则上尽量邀请各学科的老科学家出任,或留任原中研院和北平研究院的所长,同时聘请学术成就突出的中年科学家出任副所长,如近代物理所由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应用物理所由严济慈任所长、陆学善任副所长。按照这个模式,数学所所长当是苏步青,而华罗庚将出任副所长。据竺可桢日记,出自清华的钱三强起初其实“极不赞同”华罗庚出任所长。

但在筹备数学所的过程中,钱三强等人逐步改变了看法。华罗庚与陈省身、许宝騄同为中国现代数学三杰,是当时享有很高国际声誉的中国数学家。当时陈省身人在美国,已谢绝中科院的回国邀请。许宝騄在北大任教,身体不佳,对于行政事务没有兴趣。在华罗庚回国后,由他出掌数学所应当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不但是因为他学术声望最高,而且还由于他对建立数学所早就有一套成熟的想法。而华罗庚的想法正好与中科院的建所原则一致,即基础与应用并重。事实上,数学所建立后,就是以这些想法为基础开展工作的。因此,在筹备数学所的过程中,钱三强、吴有训等都转而支持华罗庚出任所长,筹备委员许宝騄、陈建功、张宗燧等人后来也支持华罗庚。而清华大学的筹委周培源也乐见其成,希望华罗庚到科学院专任其事,离开清华。

在筹备委员多数达成一致意见后,中科院党组书记恽子强找了竺可桢副院长,请他出面让老部下苏步青“自让”。本来苏步青很愿意赴京任职,至此只好知难而退。1950年12月23日,他主持筹备处会议,正式推举华罗庚出任所长。过了一个月,科学院和政务院办完了任命手续。但华罗庚并没有马上离开清华。1951至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华罗庚被作为重点对象受到了很不公正的批判。随后清华大学在院系调整中改为工科大学,数学系并入北大。1952年8月起,华罗庚的工资关系转到科学院,才与他恩怨纠缠的清华大学脱离了关系。

华罗庚出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有他个人的意愿,但起决定作用的仍是中科院的领导人,包括恽子强、吴有训、钱三强等人。事实证明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华罗庚为数学所确定了合适的学术方向和很高的学术标准,使数学所从一开始就有了很高的起点。

然而华罗庚从此背上了“胃口太大”的名声。在“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中,清华大学和数学所甚至批判华罗庚是“政治上的骗子,学术上的商人”,指华罗庚回国是政治投机,搞研究是为了个人名利。后来经过中宣部出面解释和安抚,才得以过关。对此,华罗庚好些年都难以释怀,觉得批评者太看低他的思想境界了。而批评者,包括他的朋友段学复等人,则坚持认为华罗庚的思想深处的问题和立场问题并没有解决。从此华罗庚被一些人视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

学术转向:政治压力下的别无选择
华罗庚本来是搞纯粹数学的,却一再遭到“脱离实际”的指摘。“反右”以后,他逐步离开了擅长的领域,转向应用数学,并最终在上世纪60年代初转向了推广“双法”(统筹法和优选法)之路。

华罗庚是一位入世的科学家。他一直抱有发展中国数学的雄心,这是他放弃美国的优裕条件回国发展的根本原因。有了数学所这个用武之地,他的长才得以尽展。短短几年间,他把数学所办成中国数学的最重要的研究中心,还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青年数学家。1953年上半年,数学所的科研人员有32人,其中17人后来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成材率之高,可谓天下独步。1956年,国家首次评选科学奖,数学所获得了全部三个一等奖中的两项(华罗庚和吴文俊)。华罗庚的大名传遍了华夏大地。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运动,改变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华罗庚后半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作为民盟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华罗庚参与了曾昭抡教授主持起草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6月9日,这个“意见”在《光明日报》发表,已是“反右”运动箭在弦上之时,“意见”旋即被当作“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遭到严厉的批判。华罗庚不得不立即检讨。在1957年6、7月间的20多天里,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他的2篇检讨书和1篇联合发言检讨。中国科学院新创办的《风讯台》则发表了他两次在科学院批判科学纲领座谈会上的检讨发言,并发表了关肇直和段学复在座谈会上对华罗庚的批评发言和发言摘要等。尽管最终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华罗庚实际上被视为漏网右派,沦为政治贱民。从此,数学所那些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的人,就盯上了华罗庚不放,一遇风吹草动,就要把华罗庚揪出来批判。华罗庚的政治处境一落千丈,从此他在数学所靠边站了,名为所长,并无实权,日子很不好过。

在“大跃进”之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华罗庚被当作数学所最大的“白旗”进行了公开批判。1958年9月,新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下称中科大)开学,华罗庚兼任了应用数学系主任,并亲自为该系一年级新生上课。尽管他被任命为中科大的副校长,但华罗庚在数学所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1963年,他在数学所申请入党无望,就想辞去所长职务,离开数学所这个是非之地。最终,院领导让他继续当挂名的所长,但同意他把人事关系转到中科大。

“反右”以后,华罗庚逐步离开了他擅长的纯粹数学领域,转向应用数学,并最终在上世纪60年代初转向了推广“双法”(统筹法和优选法)之路。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科院院士王元的《华罗庚》一书有很详细的记述。关于华罗庚学术转向的原因,一些人有过一些好意的猜测,其实毫无疑问是日益严重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之举。

早在1946年华罗庚与曾昭抡、吴大猷教授等一道赴美,就是受政府委派肩负着考察美国原子弹的任务,后来由于美国政府不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原子弹计划化为了泡影。上世纪60年代初,中科院投入一半以上的科研力量参与“两弹一星”的相关工作,数学所的党员数学家关肇直就承接了不少重要的任务。但华罗庚政治上不可靠,没有资格参与重要任务。可想而知,此事对他刺激至深。

1946年华罗庚曾对记者说:“在中国,科学与政治无法分开,但中国科学家一定要努力将科学与政治分开,否则难有成就。”他期盼有朝一日政治清明后,用科学为国效力。1950年回国后,华罗庚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但他一向反感外行领导内行,衷心期盼有安心的治学环境。华罗庚本来是搞纯粹数学的,却一再遭到“脱离实际”的指摘。1958年后他转向了应用数学,却没有资格参与当时最重要的应用数学工作。于是他决定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从此投身于在工农业生产实践中推广“双法”,足迹遍及祖国大地,达20年之久。两度申请入党被拒,以及1964年“四清”运动兴起之后越来越左的政治形势,当是华罗庚转向推广“双法”的直接原因。这一转向,迎合当时提倡的科学家走群众路线的方针政策,很快受到了毛泽东的嘉许。

华罗庚的转向是极端政治形势下的别无选择。而一旦他走上这条当时政治正确的道路,华罗庚就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并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双法”推广搞得风生水起,成为那个年代科学家深入实际、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榜样。他的转向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上至最高领袖的鼓励表扬,下到工人农民的衷心爱戴。尽管在“文革”中他一度遭受了严重的冲击,但毛主席的回信和周总理的指示最终保护他过关。他的爱国爱党、为人民服务的高大形象,掩盖了他被迫在盛年告别数学前沿的隐衷。那时候,华罗庚不过50多岁,但他作为一个数学家的创造生命却基本结束了。这是左的意识形态影响科学事业的一个典型事例。

申请入党:艰难的政治翻身仗
华罗庚入党经历十分曲折,1979年终于入党,标志着他从统战对象的“先生”终于转为党员同志,几十年来压在他心上的沉重政治包袱,至此终于卸了下来。

华罗庚从1963年正式申请入党,直至1979年得到批准,经历十分曲折。1979年6月13日,中科院党组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华罗庚的入党申请,同年9月5日,中组部批准了中科院党组关于华罗庚入党的请示报告。不久,远在英国讲学的华罗庚得知这一喜讯,心情分外激动,彻夜难眠,后来曾写下“五十年来心愿,三万里外佳音”的诗句。入党是华罗庚后半生的一件大事,不过局外人不大理解入党对于华罗庚的特殊重要意义。

正如王元先生指出,自从1950年回国,华罗庚就“下定决心把他的政治生命和中国共产党结合在一起了”。但从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华罗庚在一些人眼里就成了问题人物。他曾加入国民党,并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在一些人看来这都是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尽管上级党组织做了结论,认为华罗庚与国民党并没有特殊关系,还肯定华罗庚早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就保护过进步学生,抗战后与地下党员有过接触,但数学所的一些积极分子却坚持认为华罗庚回国是“政治投机”。

1953年张稼夫出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到数学所做工作要求党员干部尊重华罗庚并与华罗庚谈话之后,才解除了他的思想包袱。接下来的三、四年是华罗庚回国后最舒心、最出成绩的一段时间。不过当时科学院的党组织对于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有些犹豫,华罗庚没有机会提出入党申请。“反右”运动中,由于前面讲到的原因,华罗庚实际上已被打入另册。

“大跃进”过后,中科院党组吸取教训,调整知识分子政策。1961年,院党组和国家科委党组制订“科学十四条”,得到党中央的批准试行。“科学十四条”吸收了“几点意见”中的许多合理的建议,其中还提出了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此前后,中科院陆续吸收了邓叔群、陈宗器、汪德昭等著名科学家入党。在这样的形势下,华罗庚于1963年正式提出入党申请。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数学所党组织和某些党员干部对他的入党动机做了毫无根据的诛心批驳,他积极要求入党却被严重地羞辱了一番。随后,华罗庚坚决要求离开数学所,于1963年底把人事关系转到了中科大。

1964年,华罗庚向中科大党委提出入党申请,中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同志非常重视,校党委研究认为华罗庚基本达到了入党的要求,但在征求数学所意见时,又遭到了该所党委的强烈反对,只得作罢。

1966年夏“文革”一开始,华罗庚就成了数学所的主要批判对象。短短的一两个月,就给他贴出了140多篇(320多张)大字报,大字报从数学所贴到了他的家门口。数学所党委要求院党委责令华罗庚停职检查,所里还印发了《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华罗庚》等材料,追查华罗庚与“党内修正主义反党野心家”究竟有什么关系等等。8月20日,数学所开了华罗庚的一次批斗会,但次日就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注。而当年华罗庚应邀参加国庆观礼时,毛主席亲切地称他为“华罗庚同志”,使他信心倍增。其实在一年前,毛主席给他回信时就称他为“同志”,肯定他“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对照1964年毛主席给他的回信称他为“华罗庚先生”,这种变化实际上肯定华罗庚是无产阶级队伍的一员,给予华罗庚极大的鼓舞。1967年,在“文革”如火如荼之时,华罗庚再次向中科大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则不仅是一种立场的宣示,也有自我保护的涵义。当时刘达已被打倒,校内十分混乱,这次申请自然没有结果。当年11月30日,数学所又召开了“揭露控诉走资派勾结华罗庚统治数学所罪行大会”。此后的两三年时间,华罗庚被限制出门,困居北京。

1970年,在中科大搬到合肥之际,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华罗庚的人事关系从中科大转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重新出山继续推广“双法”,不久还组建了以华罗庚为首的普及“双法”小分队。1975年下半年胡耀邦、李昌主持科学院工作期间,十分关照华罗庚,一度分管过科学院工作的华国锋也十分支持华罗庚。在华国锋等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于1976年9月决定以小分队为基础成立应用数学推广办公室,至此,华罗庚和他的小分队才在院内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分和归属。这个办公室有独立的党组织,不受数学所领导。华罗庚随即再次提出入党申请。

1976年底,中央统战部将华罗庚的入党材料转到中科院。1977年,复出工作的李昌和胡克实同志对此十分重视,他们批示基本同意华罗庚入党,并亲自同华罗庚谈话勉励。但有关的程序又走了两年,到1979年3月,在华罗庚出国讲学之前仍没有解决,他只好再次提出入党申请。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院党组终于排除干扰,迅速批准了华罗庚的入党申请。

入党是华罗庚后半生的一场政治上的翻身仗,标志着他从统战对象的“先生”终于转为党员同志,几十年来压在他心上的沉重政治包袱,至此终于卸了下来。从1950年回国,华罗庚就把自己的前途与祖国和党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他积极要求进步,身体力行,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终于在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访问英法归国后不久,《人民日报》于1980年1月27日报道了他入党的消息,新华社还配发了他第一次参加党支部活动的照片。这样一来,他的入党对于科技界又有着新的象征意义。

科学、政治与科学家的命运
科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扭曲了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使得真正的学术带头人无法在科技界发挥正常的作用。当华罗庚看到学部委员名单中有许多不做研究的“老科学家”之后,非常失望,认为中国的科学将推迟50年。

在科学后发国家,科学与政治总是紧密联系着。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不仅对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改变了许多科学家的学术生涯和个人命运。

华罗庚成名后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40年3月4日上书教育部长陈立夫为科学和教育建言,到1943年上书朱家骅谋求他对“科学研究励进会”的支持和为筹备中的中研院数学所献策,直至1946年8月在庐山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上万言书。看起来,华罗庚与国民党政府高官日益接近。华罗庚甚至曾对人说,四十岁以后想从政。但从华罗庚与这些政治人物的来往看,他的建言并没有超出科学和教育的范围。“从政”云云,不过是为了施展他在科学和教育方面的抱负。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迅速做出了自己的政治选择,他在归国途径香港时发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写下了大量的表态文章。从思想改造、学习苏联,到批判胡风,“大跃进”、科研群众路线等等,华罗庚都积极跟进,堪称科学家紧跟党的代表人物。华罗庚的政治态度赢得了高层的赞许,为自己披上了保护色。

然而在知识分子和同事同行之内,对他则另有看法。如陈寅恪在1957年初华罗庚获得国家科学奖一等奖、名声如日中天之际,就明确向竺可桢表示“颇不以华罗庚为然,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这一类老辈的批评,似乎印证了过去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的一些人对他的批评,更支持了包括数学所内的一些对华罗庚持批判态度的人认为他搞政治投机的看法。其实,华罗庚从一回国就背上了政治的历史包袱,从“思想改造”运动起,他就被一些人视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的典型人物。为了自保,每遇到政治的风口浪尖,他就不得不积极表态,自我批判。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吊诡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高层,长期以来对华罗庚推重有加,华国锋也保护他,胡耀邦称誉华罗庚为“我们的国宝”,而华罗庚所在的数学所、甚至数学界和科学界,却总有人挑他的毛病。有的人甚至总是揪住他的所谓问题不放,想把他打翻在地,让他不得翻身。同样的政治问题,为什么高层和基层的看法如此不同?除了对于政治标准的不同理解之外,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执行政策宁左勿右以求进步或自保,还有人的私心也在起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这是在科学规范之外,参入和突出政治标准之后的必然趋势。就华罗庚的情形而言,则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1949年以后,科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导致了在科学界政治标准常常高于科学标准,甚至取代科学标准,进而扭曲了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消解了通行的学术规则,常常使得真正的学术带头人无法在科技界发挥正常的作用,甚至被边缘化,而一些善于利用政治的人则成为科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从而妨害着科技事业的正常发展。这种状况一旦形成即固化为一种体制性的弊病。

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华罗庚作为数学界的代表出任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中科院建立学部的目的,是为了扭转行政领导过于强大、学术领导捉襟见肘的局面。然而在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下,学部的性质和任务从一开始就得不到明确,无法从制度上保障让优秀专家发挥应有的作用。华罗庚对于学部的建立和学部委员的选聘有自己的见解。当他看到学部委员名单中有许多不做研究的“老科学家”之后,非常失望,认为中国的科学将推迟50年。华罗庚深知,在“老科学家”和党员干部居于主要领导地位的这种体制里,他个人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不单是华罗庚,当时杨钟健、汪猷、陆学善等著名科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

科技界的这一生态变异,致使有见解的科学家在激进的政治形势下常常会沦为挨整的对象。“仆人(或亲人)眼中无伟人”,华罗庚的一些独特个性,在他的英美苏等国外同行眼里根本不是问题,但在政治的考量下,却被他的一些同事和同行不断放大,包括他对科学教育的一些真知灼见,都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横遭批判。终而至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不幸应验了华罗庚“推迟五十年”的预言。

华罗庚不是一个向命运低头的人。不断恶化的政治形势逼使他不得不跟进和适应政治形势。他的学术转向,虽说是他主动适应形势的行动,但归根结底还是被迫的。作为一个学术造诣高超、有理想有抱负的数学家,当他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投入普及数学知识的时候,他的内心该有多少遗憾和无奈。他的“慷慨掷此身”的豪迈诗句里边,其实包含着无尽的悲怆。

在中国特色的科技体制里,科学家的政治待遇往往比来自科学界的评价更重要。华罗庚的晚年终于云开日出,他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待遇都得到进一步提升。1978年3月,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去世前不久,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达到了他的政治待遇的最高峰。这虽然无补于他的学术,却增加了他身后的哀荣。他在日本讲学时的猝然谢幕,给他传奇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华罗庚的生平虽然已有王元院士的优秀传记,但他的后半生值得进一步研究和重新书写,其曲折精彩和丰富的意蕴,绝不亚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因为华罗庚的后半生,不单是他个人的故事,也是中国现代数学乃至中国科学的一段沉重历史,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翻过去了。

(作者授权《赛先生》刊发,本文曾在《中国科学报》分节发表,此次刊发略有修订。全文将发表于今年稍晚出版的新一辑《数学与人文》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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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R123 发表于 2015-3-18 23:01:27 | 显示全部楼层
不知道为什么  只有午夜心跳  望洋兴叹  无所事事  得过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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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pkd 发表于 2015-3-19 08:16:37 | 显示全部楼层
现在改观了吗?大学校长依然还有可恶的行政级别,可笑!可叹!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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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card 发表于 2019-5-18 06:39:2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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